在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庞大文本系列中，书信这种文本表达坦率灵活、要点突出、针对性强，对于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理论价值和政治价值。在恩格斯众多的书信中，他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五封书信（1890年8月5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是恩格斯书信中的辉煌篇章，是全面、准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不可替代的文本。具体来说，这五封书信的理论价值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经济因素“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在创立唯物史观时，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揭示被种种意识形态所掩盖的历史的发源地和本质，得出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在这五封书信中，恩格斯把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精确地表述为“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一方面强调了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是所有其他因素中终极性、根源性的因素，坚持了唯物史观；另一方面强调经济因素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通过许多中介和环节间接性实现的，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经济唯物主义的谬论。

二是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是一种反作用，可以加速和延缓历史的进程。为了说清楚“反作用”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恩格斯区别了唯物史观的“内容方面”和“形式方面”。“内容方面”就是唯物史观基本的观念内容，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形式方面”是指上层建筑诸因素产生的方式和方法。也就是说，政治、哲学、宗教等上层建筑决定历史斗争的具体形式，决定社会变革的具体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但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形式”上的决定作用受制于经济的最终决定性作用。恩格斯还对这种现象作出进一步解释，社会分工产生了一个个具有自身内在规律的独立的劳动过程和社会领域。法律一经产生，内部就必须和谐一致，并披上正义的外衣；每种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需要以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为基础，这使得意识形态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三是把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本身都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唯物史观创立时，马克思主要是在狭义上理解经济关系，在这五封书信中，恩格斯则主要是从广义上考察经济关系，恩格斯把“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都看作是经济关系，这样技术、地理环境、种族和一定社会的外部环境、先前经济发展状况等都属于经济关系的范畴。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作为复杂系统的经济关系各因素之间、上层建筑各领域之间、经济关系各因素与上层建筑各领域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交互作用的复杂巨系统。恩格斯还进一步用这些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发展中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使得历史事件只能以偶然的形式发生，但这些偶然性背后又隐藏着必然性，经济运动是这众多因素中“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又是经济因素中“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用两个“归根到底”，既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又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

四是强调主观和客观在历史发展中的辩证关系。在回答历史的动力和原因时，恩格斯运用辩证思维，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生活出发，认为物质生活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由此承认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恩格斯认为，这一规律并不否认个人意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通过无数单个人有意识的活动得到实现，越是伟大的人物，对历史的影响就越大，但个人不可能改变历史，无数个人意识相互作用，产生出一个历史的合力，这个合力为经济必然性所决定，体现出历史的规律性。

五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恩格斯强调要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指南，不能当作套语和标签，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恩格斯坚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的历史规律性，达到理性自觉后，他又善于用规律性来具体分析诸多历史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历史现象，揭示历史事件的全貌。例如，恩格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分析挪威和德国的小市民不同的特征及其成因，分析经济上落后的德国何以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分析产品贸易、金融贸易一旦独立产生后如何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运动方式，等等。总之，恩格斯用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坚持了唯物史观，用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克服了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更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

六是强调革命策略的与时俱进。恩格斯作为革命导师，不仅追求理论的彻底性，而且一经获得理论上的认识，就用来指导革命实践。例如，恩格斯把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分析当时欧洲革命形势发生的新变化。19世纪后期，自由资本主义已开始向帝国资本主义过渡，欧洲许多国家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政党获得了合法性，拥有了选举权，有可能利用议会等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面对新形势，恩格斯极力主张，当斗争的主客观环境变化后，各国要从具体情况出发，制定革命纲领和策略；当缺乏革命和立即夺取政权的条件时，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再高唱为了笔直的革命道路“拿下障碍物”、马上发动革命的高调，而应该储备革命力量准备迎接将来的斗争。